我们的舅舅郑强已经去世二十年了。最近蓉蓉查日记，查出准确的去世时间为1990年12月30日。我们和舅舅交流不多，了解很少，有时想起他短暂的一生如此孤独，也是很凄凉的。

外婆说她生过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在很小的时候就病死了，只留下我们妈妈和舅舅姐弟俩。舅舅从小有先天性心脏病，体质弱，外公外婆都很宠爱他。外公是个画家，崇尚自由，舅舅受他的影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朋友少，不合群，性格孤僻。舅舅很小的时候，外婆曾把他寄养在宣相权家。宣是外公作画的合作搭档，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宣家的子女多，外婆认为寄养在他家。舅舅能够平安长大。舅舅到了上学的年龄，回到自己的家。外公重视子女的教育，妈妈和舅舅都上得是当时上海的好学校。

舅舅是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中英文都很好，并写得一手好字。抗日战争爆发了，外公外婆逃难到了成都。舅舅在西南上的大学，1945年舅舅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国民党陆军学校当英文翻译同时教授英文。当时，舅舅在陆军学校联系了兵车、兵船，让外婆带着蓉蓉随之回上海。内战开始，陆军学校要求所有的教职员工必须加入国民党，舅舅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便辞职不干了。舅舅辞职后，没有工作，就住在昔日房东盛太太家。重庆解放前，国民党制造了一场大火，国民党造谣说是共产党放的火。舅舅对盛太太说，共产党是不会放火的，一定是国民党干的。

1949年北平解放，我们的父母从延安随新华社到北京。5年后，外婆一家从上海搬到北京。

1953年，妈妈介绍住在成都还在失业的舅舅到新华社工作。在新华社这种部门就职，是要经过政治审查的。据妈妈说组织部门到成都去做调查，还到房东盛太太家去调查，盛太太说：“郑强肯定不是国民党，抗战后期国民党要在陆军学校工作的人都要填表加入国民党，他拒绝了，还辞去了当时薪水很高的工作。那时候他的姐姐就是共产党，他怎么会加入国民党呢？”并讲了当年重庆大火，国民党造谣，舅舅不相信是共产党干的这件事。舅舅顺利通过了政审，被安排在新华社的翻译部工作。舅舅有了工作，用工资还清了欠盛太太的房钱和生活费。

妈妈的好友王伟阿姨当时和舅舅同在翻译部，她说舅舅翻译文章又快又好，就是从来不肯加班，到了下班时间就走。部门领导说，有急活儿不能给郑强干。据说在一次新华社的大会上，社领导吴冷西表扬了舅舅，说舅舅翻译的文章质量好，从来不出错误。

上个世纪50年代，“三反”、“五反”、“肃反”…，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大会小会很多。1957年，全国大鸣大放，要求人人都要发言“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而舅舅开会从来不发言，他认为占用工作时间开会太耽误工作，为此还找部门领导，说他耳朵聋，听不清楚会上都说了些什么，他能不能不去开会，可以多翻译些东西。反右运动中妈妈被打成右派，舅舅也因为对反右斗争态度不端正，对右派分子的姐姐不揭发不批判，被树了“黑旗”，成了白专的典型。舅舅提出辞职，新华社就势把他除名了。从此舅舅成了自由职业者。

辞职后的舅舅依然靠翻译文章维持生活，当时挣的稿费比工资还要高，再也不用开会了，再也没有人管他了，过得很自在。舅舅喜欢听京戏、听交响乐、看芭蕾舞。当时票很难买，他有的是时间，看到报上登的演出预告，就早早去剧院排队买票。新新和他一起去看过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坐在第一排，至今想起，还说那是他看到的最捧的一次芭蕾舞。舅舅还向他介绍了买戏票的经验，说买前排票，一定要避开中间1、2号，因为会让乐池中的指挥挡住视线，影响看戏。

舅舅长年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在我们眼里舅舅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对生活上的事一窍不通。其实不然，新新说他曾在外婆家住过几天，舅舅教给他怎么下饺子，怎么煮面条。舅舅说得很清楚，还亲自示范，做给他看。蓉蓉说舅舅干事很认真，一次，见蓉蓉洗袜子很马虎，没有洗干净，就教给她，洗袜子一定要用力搓，把脏东西洗掉，要洗到恢复袜子的本色。东东说舅舅是个很温和的人，他和舅舅去看过一次自行车比赛，舅舅带了一个单筒望远镜，东东把望远镜拆开，一个镜片掉地下摔碎了。舅舅没有责备他，见他害怕，反而安慰他说：“没关系的。”

上世纪60年代，所有物资都极度短缺，舅舅到处转，不惜排长队买东西。那时家里要是有了咖啡、黄油、红茶、方糖等这些妈妈喜爱的食品，那一定是舅舅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排队、花高价买来的。妈妈常夸舅舅会买东西，有品味。在我们的印象里，那时的舅舅高高大大，衣着合体，说话斯文，显得儒雅，像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

1962年，我们妈妈摘了右派帽子结束劳改回到了新华社，在外训班工作。妈妈和同在外训班工作的摘帽右派董乐山、李慎之加上自由人舅舅，利用业余时间给外文局翻译文章，据说他们翻译的文章外文局都用不着再找人校对，质量绝对是一流的。后来他们又合伙翻译了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个年代，作为译者，他们都不敢用真实姓名。如果要商量什么事情，几个人就到外婆家去，那里不会引人注意。妈妈说舅舅的中文比她好，她的英文比舅舅好，他们俩搭档翻译了纳粹德国的灭亡和希特勒自杀的那些章节。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没有文章可翻译了，舅舅的日子就不再好过。那是个群众专政的年代，没有公职的舅舅被街道革委会当成是“社会的寄生虫”、“不劳而获者”，还被贴了几张大字报。文革初期，批斗、抄家兴起。舅舅和外婆对当时事态的变化很紧张，为此，他们来到旅顺蓉蓉家里。蓉蓉在旅顺海军工程学院当教员，是军人。他们认为这里是军队，总比在北京好些，想长住一段时间。但那个时候，哪里都不太平。学校的家属委员会的人三天两头到家里，盘问舅舅和外婆，催他们尽快离开。他们无奈，为了不给蓉蓉带来麻烦，只住了两个星期就回北京了。

舅舅为了维持生活也要找工作。他给房管所修房子的工人打下手，遇到用铁锨把活好的泥抛到房顶上或是向彻的墙上扔砖这样的活儿他就干不了，没干两天只得辞去工作。街道又分配舅舅扫大街，每月二十元工资。一次舅舅的一位新华社的旧同事，在街上看到带着破草帽，灰头土脸的舅舅正在扫马路，走过去搂着他不禁失声痛哭，舅舅反而安慰他：“这总比没有工作强。”舅舅不善劳作，马路虽然扫得干净，但是速度太慢，加之日晒雨淋，身体吃不消，病倒了。之后，街道又分配舅舅去菜市场搬运蔬菜。卖菜的尽是姑娘、小伙子，让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夫子”搬菜他们也不落忍，七手八脚的一会儿就把舅舅那点儿活干完了。售货员们没事时会让舅舅教他们英语，“土豆”怎么说、“西红柿”怎么说，然后拉着平板车到街上卖菜时，可着劲儿地用英语吆喝，竟也成了当时一景。

1968年，正是文革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妈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舅舅对前途一筹莫展。他曾给英国代办处写过一封信，要求到英国避难。对当时政治形势和专制形势一无所知的舅舅，怎么也没想到，他的信不可能寄到英国代办处。而是国家安全部找上门来，以叛国罪的名目，因没有实质性的罪行，判他去劳动教养。他在劳教队，人缘很好，那里也有同街道的认识的人。他因为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又是知识分子，对他还算照顾。后来因劳动伤了手指，几个月就放回家了。

文革那些年，不知舅舅是怎么熬过的？妈妈被派到“五七干校”劳动，也没有什么钱可以维系外婆一家的生活。那时，即便是在生活最困难最坚苦的时候，我们都没听到舅舅诉苦或埋怨过什么。舅舅的这些经历，他都当成有趣的小故事讲给我们们听，好像是讲别人的事情。文革后期，舅舅居住的翠花街的一些邻居，请他辅导他们的孩子们学习英文。他不教那些不好好学的孩子。后来舅舅得了扁桃腺癌，不能说话，英语辅导也停了。

舅舅检查出扁桃腺癌，没有做手术，保守治疗。当时脸上划了一些格子，用于放射性治疗。后来到广安门医院看中医，医生说吃麝香可以好。但开了药，他也不坚持吃，他觉得太苦。后来改吃六神丸，据说苏州出的六神丸里有麝香，结果吃了拉肚子，他也不吃了。最后干脆不治，癌症也没有再发展。蓉蓉说是因为他心态好，不在乎。

舅舅终身未娶。在外婆的相本里有一张漂亮女士的照片，外婆说这是抗日时期住在成都时舅舅交的女朋友，当时社会动乱也就没谈成。后来，我们从成都的盛家外甥甘克雄先生那里得知，舅舅的女朋友姓杨，他们称她为杨姐姐。当年，甘先生已经是初中生了，与舅舅有些来往。对他们俩谈恋爱有印象，说两人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关系密切。但舅舅当时没有工作，而且独来独往惯了，也没有更深的发展。据甘先生说，杨姐姐的父亲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解放前到台湾，后驾机起义，回到大陆。但在那个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杨姐姐的日子也不好过。杨姐姐终身未嫁，在文革之前自杀了。

文革期间，有一年，燕燕从插队的陕北回家探亲，到外婆家看望外婆，见一个不认识的阿姨在忙前忙后，就问外婆她是谁？外婆说是舅舅的女朋友，姓马。外婆亲昵地叫她“四脚”。马阿姨人很勤快，能说会道的，长得挺白净，穿着也利落，离了婚带着一个儿子，在王府井的一家商店工作。舅舅经常去那家商店买东西，不知怎么就熟到上门来了。马阿姨说舅舅有文化，人老实可靠。外婆很愿意，说如果舅舅结了婚，有人照顾，她也就放心了。我们觉得舅舅好像对此事不是很热情。后来街道负责人找马阿姨谈话，说郑强的姐姐是右派，反革命分子，他是落后分子，也没有工作，劝她不要再和舅舅来往。舅舅也不勉强，又给她介绍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家境好些的朋友。马阿姨结婚了，他们一起来给舅舅送了喜糖。

每次燕燕到外婆家，外婆都不让她干活，要跟她聊天，她说：“舅舅是聋子，我也成了哑巴，整天不说话，闷得很。”那时，燕燕二十好几了，还没有对象，准确地说是正在失恋，心情不好。外婆劝燕燕该找对象结婚了。坐在旁边正在看书的舅舅插话说：“燕燕不用愁，会找到好人的。”燕燕听了为之一振，问：“你怎么知道？”舅舅神秘地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年后，燕燕和她相恋的人结婚了，她的婆家不光对她好，对外婆一家也很好。外婆最喜欢燕燕的爱人，常对她说：“永和长得漂亮，人又好，燕燕好福气。”燕燕说：“都让舅舅说中了。”

外婆去世后，舅舅孤独一人。家里的房子在一次大雨中倒了半面墙，只得搬到房管所里的一间临时住房。燕燕和永和去帮他买了烟囱安了过冬的炉子。以后燕燕每两个星期去一次舅舅家，帮他洗洗衣服，收拾屋子，再把床单被罩带回家去洗。有时候还会带些婆婆家的江浙味道的菜给舅舅吃。每次燕燕去舅舅家，他都会在家里等她，常常买些小点心给她吃。燕燕给他洗衣服，他要给钱，燕燕不要，他硬塞给她，笑着说：“这是我给扬扬（燕燕的女儿）的。”燕燕说：“等扬扬过生日，你给她买礼物吧。”一天，燕燕照例去舅舅家，门锁着，她就在门口等他，直到邻居告诉她，你舅舅病了，你妈已经把他接走了。

燕燕赶到妈妈家，见舅舅躺在床上。他说想喝水，燕燕喂他水，喂一口就呛得拼命咳。蓉蓉听说舅舅病了，从武汉赶来，回来当天舅舅已经不会说话，但头脑还算清楚，用手比划着要把什么东西交给什么人。第二天当妈妈和蓉蓉把舅舅送到附近的海军总医院时，血压已经测不出来了，检查有脑血栓，心力衰竭。只能靠吸氧和输营养液，勉强维持生命。当天晚上，新新在海军医院值班。第二天早上，东东去接班时，给舅舅洗大便失禁后的衣裤。东东询问了大夫有关舅舅的情况，大夫认为已经没有什么救助的希望，医院也不再抢救了。当天中午，舅舅回家后离世。

舅舅去世了，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他一无所求、隔岸相望的世界。

庄子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舅舅就是属于这样的人：纯粹而不混杂，专一而不变化，淡泊而无所为，行动顺其自然。

 舅舅郑强、外婆丁锐、我的母亲郑德芳。摄于1965年2月，外婆家。

--2010年11月30日完成

注：网站曾发布过蒋燕燕的《我的舅舅》，该文曾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去年在舅舅郑强辞世二十年之际，其兄弟姐妹四个人开了一次追思会，对舅舅的事情又做了补充，写成此文。现用此文取代原来的《我的舅舅》。